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走的很近，没有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来源：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anhao99），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作者： 罗天昊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走的很近，没有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危机的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进一步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亦喜欢借助华商的，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的流行文化，即可知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虽然是全球知名的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港”，但是，这个“港港”的潜台词，很多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精英的，亦被移植到。成为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的升斗小民，而是的华商。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的关系，在拓展商业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后，在可谓通行无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地标性建筑物，无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多。但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却颇似，表现了对于的经济结构的。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以天皇走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一些大财阀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经济低迷，更造成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社会的崩溃，使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
为今之计，回归日久，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形势严峻，提出，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亦有。
同时，在的，比在更为容易推行，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背景，不似，要一个，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树大根深，难以撼动。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地位。纵使是曾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地位亦变。有之利剑，踏平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作为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推动，以继续平稳，提高执政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的支持，中央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为主的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与存量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和社会领域，即富豪，底层，扩大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十年代之后，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分化的加大，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担起商界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界数十年的商界，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其存在对于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和。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在，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若有所舍，有所留，虽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富豪陈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教育的拳拳赤子。
虽然中国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本文部分借用自2010年罗天昊发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今FT中文网）的文章《模式的瓶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