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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投资的影响与效应方面，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外资撤离的影响以及FDI对东道国能源和环境效率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研究则分析了对母国环境保护、价值链攀升、技术进步的影响。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葛新庭和谢建国，2023）。FDI对东道国能源和环境效率的影响与当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当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这种影响才为正（Tan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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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并非直接引起价值链重构趋势，而是通过改变劳动和资本的报酬比重引起要素结构变化，最终改变价值链空间布局、长度和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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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今，全球价值链构建了全球范围内协同合作的生产网络，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红利。截至2017年，中间品贸易占增加值比重为12.9%，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相比1995年增长了3.31个百分点。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增速放缓。尤其是2012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1.6％（World Bank，2020），主要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导致价值链扩张动力发生了变化，引起全球价值链结构重塑。第一，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主要大国GDP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和投资增速下降导致贸易增长乏力。第二，多边贸易协定进展缓慢，缺乏全球性贸易政策红利，没有大型新兴市场加入带来新的价值链扩张动力。第三，以5G、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数字产品由于几乎为零的复制成本具有免费商品的特征，数字技术逐渐成为新一代通用技术，将同时在需求端和供给端成为重塑全球价值链的新引擎。
随着全球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加剧，中国已位于亚洲价值链枢纽位置，成为价值链“共轭”环流的中心（洪俊杰和商辉，2019），同时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逐渐提高，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互为补充和替代，加快内外循环的协调畅通迫在眉睫，也急需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标志着数字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战略之一。2020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开始频繁部署“新基建”、“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监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逐步落实到具体举措。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将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夯实区域价值链中心地位，并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破局，这一研究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与以下几条文献线索相关。首先，本文拓展了基于异质性企业假设的价值链理论的相关文献结论。Antras和Chor等学者致力于采用经济学建模方式构建全球价值链理论。第一，领导企业的全球采购地点决策。Antràs等（2017）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和de Gortari（2017）发现一国价值链中心度和下游度之间显著正相关，企业把下游阶段布局在蜘蛛型价值链的中心国家，以便降低运输成本。Baldwin和Venables（2013）和Tyazhelnikov（2016）也证实了运输成本为正使企业倾向于在某一国集中所有生产阶段，而非单独考虑各阶段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第二，全球领导企业的组织模式决策。Antràs和Helpman（2004）将公司按照生产力水平分为四种组织模式：国内外包，国内一体化，国外外包或国外一体化，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是完全一体化的跨国公司。Antràs（2003）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应商创造更高价值，领导企业倾向于外包；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技术或资本价值较高，企业更倾向于纵向一体化。Antràs和Chor（2013）提出序贯互补和序贯替代两种组织模式选择方式，分析领导企业对价值链上下游供应商的组织模式选择条件。
其次，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理论框架的相关文献进行进一步归纳和拓展。第一，近期文献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清晰界定。OUP（2017）将数字经济定义为通过互联网媒介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包括支持性基础设施、电子业务流程和电子商务交易等三大部分。UNCTAD（2017）从企业层面将数字经济界定为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和数字企业。第二，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配套政策体系加以保障。减少数字化非竞争性带来收入不平等的最直接手段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王勇等，2020）。通过广泛的市场准入鼓励竞争，加强数字平台监管，打造公平竞争的一般性营商环境（Lanz等，2018）。通过支持亏损抵免R＆D税收等向初创企业倾斜的政策（Ferencz，2019）或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计划降低数字化企业的准入门槛（Ferracane和van der Marel，2018）来鼓励数字技术创新。以信息为中心全面来打造数字政府（GSMA，2016），以政府采购方式来购买数字化硬件和服务（UNCTAD, 2017）等。
最后，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第一，数字经济的贸易成本效应。数字经济降低运输成本，但距离的影响依然存在（孙新波等，2019）。线下零售需求、文化差异与高度本地化的社会网络（Hampton和 Wellman, 2003）依然是在线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经济使信息成本大幅度降低到甚至接近于零（Goldfarb和Tucker, 2019）。数字创新还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IT技术同时降低了生产，管理和交流新知识等入门成本（何大安，2018），下游成本和扩展成本，但是却增加了发明成本。因此，成本曲线呈现固定成本提高，边际成本逐渐趋近于零的水平线特征（Eaton和Kortum，2018）。第二，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数字公司通过网络效应来创造价值（Brouthers等，2016）。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GVC Development Report，2019）。李捷等（2017）证明了使用信息技术的密度高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第三，数字技术加强价值链模块化趋势来提升生产率。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 2019）。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本文的第二部分分别从价值链空间分布、价值链长度和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价值链治理结构等三个维度来梳理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典型事实，第三部分从要素禀赋、产业关联、空间布局和制度质量四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的影响机制，最后在第四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的典型事实
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可以通过三个关键维度来进行刻画：价值链的空间分布、由价值链业务分散程度决定的价值链长度以及跨国领导企业的治理模式。首先，数字经济通过同时影响贸易成本和各国比较优势对价值链空间布局产生深刻影响。其次，全球价值链长度取决于生产模块化、垂直专业化程度或产品创新程度，与前两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最后，数字领导企业通过网络效应和技术创新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重塑价值链治理结构。
数字经济发展将导致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一方面，数字企业总部高度聚集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总部位于美国（UNCTAD，2017）。数字技术通过网络效应和产业集聚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大大增加区域价值链的向心力。另一方面，柔性生产与分布式生产推动微型工厂加速发展，定制化需求使得生产网络更加接近终端消费市场。传统的全球范围我扣扣逐渐转变为围绕最终市场来布局近岸外包，，导致价值链布局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按照区域可分为中国领导的东亚价值链、德国领导的欧洲价值链，美国领导的北美价值链和其他区域。第一，中国主导的东亚价值链的区域化程度略高于区域外。2018年，东亚价值链出口包含的区域内进口中间品增加值约为55％。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了东亚价值链中心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释放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红利，加强中国连接发达国家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枢纽地位。第二，欧洲价值链一体化和区域化程度最高。2018年，欧洲国家出口包含的进口中间品增加值有65％来自区域内（World Bank，2020）。其中，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提升了欧洲价值链区域化程度。第三，北美价值链全球化程度高于区域化程度。2018年，北美价值链出口包含的区域内进口中间品增加值约为40％。自中国加入WTO之后，区域外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北美价值链的主导。但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墨西哥和加拿大代替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区域化程度重新加强。第四，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区域的全球化程度均高于区域化程度。其中，拉丁美洲国家（不包括墨西哥）出口包含的区域内进口中间品份额为26％。而南亚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几乎完全依赖区域外贸易伙伴拉动，主要融入了东亚和欧洲生产网络，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比仅为3％。
复杂价值链是指跨境两次及以上的中间品贸易（Wang等，2017a，2017b），其产品本质是“合同密集型”产品，例如数字产业各细分部门均具有复杂价值链特征，需要复杂的分工体系来统筹协调。但是在不完备契约假设下，价值链下游企业面临着上游企业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履约的风险（Alfaro等，2019），因此产业的技术密集度往往与其价值链长度成反比。复杂价值链的收入弹性相对较大，呈现比全球经济更为剧烈的波动幅度。1995—2017年间，复杂价值链呈现与经济周期同向且更为剧烈波动的特征。1995—2000年间，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期间复杂价值链出现下滑。但当2001-2008年间，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经济复苏，复杂价值链出现快速扩张，占价值链总额比重大幅增加。2009-2015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复杂价值链降幅最快（-1.7%）。2016—2017年间，复杂价值链略有上涨，但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未来依然有进一步收窄的趋势（GVC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相比全球价值链而言，不同区域的复杂价值链具有明显差异化的变化趋势。第一，欧洲区域内复杂价值链的份额快速下降。以出口为例，2008—2017年，区域内复杂价值链参与度从47.6％降至40.9％,复杂价值链主要依赖与亚洲国家的区域外分工（GVC Development Report, 2019）。第二，北美复杂价值链转向区域内分工。2017年，北美出口贸易的区域内复杂价值链占比为40.9%，相较2000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但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拐点，从全球化分工又逐渐开始转向区域内分工。第三，近年来亚洲复杂价值链的区域内份额超过了北美价值链。以出口为例，2017年，亚洲复杂价值链区域内参与度为43.9％，比2000年增加了5.4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导向下，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1—6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2.09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7%。而北美和欧洲作为亚洲价值链区域外出口目的地的贡献度在下降。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2008年以后价值链长度变短，复杂价值链出现收缩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数字化在价值链下游为企业提供了去中介化的机会，使价值链治理模式由传统的消费者驱动或生产者驱动转变为平台驱动模式（Wu和 Gereffi，2018）。第二，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与地缘政治摩擦等外生冲击导致贸易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复杂价值链由于跨境多次，上升的贸易成本产生放大效应，价值链长度持续收缩。第三，数字经济等复杂价值链产品需要公平的营商环境、透明的国内政策和深度贸易协定来保障合同执行效率和数据跨境流动，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代替多边贸易协定也导致复杂价值链出现区域化特征。
数字技术进步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传统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模式。第一，在供给侧，智能制造和自动化技术主导下即时制供应链（Just-in-Time Supply Chain）兴起。即时制供应链是指将高度自动化的制造效率与定制化的灵活性相结合，快速连接市场和供应链来适应高度差异化的客户需求。物联网和分布式生产等数字技术有助于及时将客户需求传递给上游供应商，确保按时交付产品（Rüttimann和Stöckli，2016）。即时制供应链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出现两大变化趋势。首先，在空间上更加集聚。上游供应商通过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来减少库存风险，如果供应商距离买方较远，下游的市场需求信号时效性将大幅下降（Pisch，2020）。位置邻近的替代机制是沟通效率，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和文化也与供应链效率成正比。其次，治理模式更倾向于垂直型。即时制供应链需要上下游及时共享市场信息，如果领导企业持有独立供应商最优决策以外的库存，将导致供应链外部性，垂直型治理模式可以缓解契约不完全带来的履约风险，还可以保障知识产权，缓解跨国企业技术扩散的顾虑。
第二，数字平台成为全球价值链新的驱动力。以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谷歌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已经成为新兴数字市场，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数字平台作为中介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在线交易，产生利润的关键在于数字平台存储、传输、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数字平台已成为新兴数字化市场，逐渐取代传统市场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交易场所。价格作为“看不见的手”调节供求的功能也逐渐被算法取代。全球数字平台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将从需求端推进全球价值链重构。
除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治理结构变化之外，数字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投资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有明显的轻资产特征。数字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线市场而非商业实体实现全球销售，因此，数字企业的互联网依赖程度越高，获得相同国外收入所需的国际投资比重越低。数字企业按照互联网依赖程度从高到低分为四类：纯数字业务公司（互联网平台和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混合数字业务公司（数字内容和电子商务）、IT公司和电信公司。这些细分部门的数字化程度越高，FDI占比越少。根据UNCTAD（2017）的数据（如图1所示），纯数字业务跨国公司几乎完全在虚拟环境中运营，与市场的物理联系有限，国外销售额与国外资产比值最大。IT跨国企业的比值略小于纯数字企业（1.8）。混合数字业务的跨国企业比值大大缩小（数字内容企业和电子商务企业均为1.1），但仍大于传统行业（平均值为1.0）。电信跨国公司国外销售占外国资产份额最低（0.9），因为需要庞大的电信基础设施投资来保障通讯覆盖广度与联通效率。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在数字经济主导的价值链治理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上具有后发劣势。全球数字领导企业总部聚集于美国，其具有技术先发优势和已经积累完成的庞大数据，并进一步通过标准制定和声誉加强领导地位。而中国的数字企业被迫依赖数字平台领导企业主导的价值链，缺乏核心数字技术和海量数据资源，难以独立开发符合本国需求的数字智能产品。第二，建设领导性数字平台的制度体系欠缺。数字平台作为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市场，以企业指令方式承担市场职能，市场失灵和垄断加剧的风险增加。传统监管方式，如公开市场、最高限价、竞争性市场结构和垄断企业合谋调查等措施往往会失效。如何保障数据和平台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持续创造价值是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制度构建的重中之重。
二、数字经济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论机制
1.数字经济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外包回流和服务套利
第一，劳动力成本份额下降加速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贡献度下降，加速外包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Acemoglu和Restrepo，2019）。同时，劳动者收入损失被机器人设备租金和消费者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收入效应抵消，使得社会福利增加和市场规模扩大，也加强了我国作为区域价值链中心国家的地位。第二，自动化改变贸易利差结构，促进远程服务发展。全球化套利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各国比较优势与贸易成本之间带来的贸易利差。进入全球化套利的第三阶段后，一方面，制造业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份额下降，各国比较优势差异收窄，制造业可贸易性降低，国内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替代性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受影响较少，相对急剧下降的面对面成本而言可贸易性反而扩大，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发挥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服务贸易将成为全球价值链未来发展的主要模式。随着操纵机器人的熟练工人的供给增加，还将大规模出现一国工人在另一国远距离通勤的服务贸易新业态，称之为远程移民（Baldwin和Forslid，2019）。
2.数字化提升数字资本需求，加速区域价值链发展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将成为区域价值链的关键推动力。宽带等数字连通性是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增加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率，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在集中的地理范围内进行密集的资本和知识投入，因此将加大本国和区域内数字资本投资，加速区域价值链的形成。第二，数字化投资促使价值链治理模式趋向垂直化。数字技术等无形资产提升生产力的作用将呈现“J曲线”效应，重构价值链治理模式。领导企业由于加大数字资本投资而对价值链的控制力加强，供应商的话语权降低，导致治理模式逐渐演变为垂直型。
3.新型数字技术对价值链的空间布局具有双向驱动力
第一，数字技术可能导致价值链空间分布同时出现近岸外包和再外包两大相反趋势。自动化等数字技术已经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行普及，中国近年来在“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部署下开始了追赶型创新。一方面，自动化普及扩大了在地理上邻近最终市场的区位优势，从而增加了对靠近美国和欧盟的发展中国家的近岸外包需求，打造供给弹性更高的即时制供应链（De Propris和Pegoraro，2019）。另一方面，追赶型创新也将继续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人工成本，从而促进再外包需求。价值链布局变化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第二，分布式生产等数字化生产模式缩短价值链长度。3D打印（增材制造）作为代表性数字技术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分布式生产将破坏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加快跨国公司的生产决策从寻求效率的投资转向寻求市场的投资。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