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自网络
1972年3月8日，雷光汉被苏联政府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柯吉达夫，在一个名为金田村的集体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教育。他在金田村待了四年，以下是他的所见所闻。
夜色里，我们熟悉夜色的深浅。黄昏时炊烟是蓝色的，而深夜时鸟叫声是蓝色的。邻居家的狗叫一声，整个村庄便都知道是他们家里在县城工作的儿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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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忆上来说，故乡只有一个，然而，从视野上来说，故乡并不只有一个。我把每一个改变和扩大我认知的事物都视为故乡。那套鲁迅书信集，曾经陪伴了我在海口最初的生活，我视鲁迅为好友，也视他为我精神的故乡。海南乡下的某一家咖啡馆，我曾经在一场大雨过后，在那里待过一下午，那是我精神明亮的一个下午，我视那个咖啡馆为我的故乡。还有生命中的一些感情段落，那些无法向人诉说的孤独感，都是我精神向外延伸的地址，也都是我认定的故乡。
Rule认为初级矿业公司应该有一个关于公司和投资者如何赚钱以及何时赚钱的项目计划。让发起人详细解释公司的勘探活动将如何增加股东价值和股票价格。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投资人了解管理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这将如何影响股价。”
极其严重的农业机械浪费
采访。长途跋涉。那些远大于日常生活的旅途扩大了我。我在北京的地铁出口遇到一场大雪，然而，京城的大雪冒着热气，行人匆忙赶路，仿佛对大雪丝毫也不关心。一直陪着我走路的北京友人话太多了，他用语言的密集将我封锁在他的讲述里，以至于我对京城的很多个街道的模样是模糊的。我在陕南的山区里住过一个夜晚，山里的风声足以将我少年时的灰尘吹得干净，山里人说话的声音和腔调，都让我觉得新奇。我在武汉的火车站广场被一个拉客的女人纠缠了很久，她说话的声音加了糖，风尘、庸俗，却又柔软而妩媚。这些路途中的见闻，都是对我人生底色的涂抹。
我对故乡的背叛是从一碗面开始的。原本的事物顺序是，我只能接受北方的面食，我对南方的面食，就如同工作多年以后再说起琼瑶女士的小说一样，觉得幼稚、单薄。然而，海南纠正了我的偏见。先从一碗腌面开始，我吃到了海南食物的美。
一个人离开故乡久了，会发现一个常识，便是：故乡往每一个外出的人身上派发了许多证据。比如口音，很多人一辈子在外地生活，但一张嘴，就泄露了地域的秘密。南方人饮食清淡，身形偏瘦，这是故乡的注脚。北方人在平原上走路多一些，走路的姿势，比山区里的人要直一些。这也是故乡的注解。故乡几乎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说明书。
虽然只是一种胃口上的接受，但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打开。我不再是被故乡那唯一的文明照耀过的孩子，我已经是游历了世界，并接受了世界波澜的人。
开采意味着风险的大大降低，因此，风险回报比最高的阶段出现在发现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此时的钻探正打开一个前景，而勘探家和投资者正热切地等待着钻探结果。这个时候，化验数据可能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失望，甚至是绝望。
了解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规划也很重要。他们是计划将他们的项目卖给一家拥有专业技术的大型矿业公司，还是将它变成一座矿山自行开采?
到了垦荒区，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苏联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机械经营着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产业。农业机械可真雄厚，巨型拖拉机一台有七百匹马力，拖着犁有百米长。各式拖拉机，收割机，打草机，装草机是用不完的，每年下发的机器有的还没装配就用电焊切割了当废铁上交，以完成国家废旧金属上交计划。奇怪的是没有中耕机和浇水机械。肥料和农药是用飞机洒的。牧场上到处建有保暖的冬季畜舍，牲畜饮水池，药物洗澡池，又奇怪的是没有人工草场，生产全机械化，再加上居世界之冠的广阔耕地和牧场，苏联应该是食品丰富的国家了吧，实际却是，都革命70年了，却从没有解决过吃饭的问题，成了老大难。拥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农场，又绝对全是好地，没有沙漠和戈壁滩，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小溪河。大约三分之一用作耕地，三分之一用作牧场，农田种小麦，青储玉米和土豆，牧场养马，牛，羊，耕地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条田，草粮轮作，一年一换。我曾开过康拜因收麦子，早上8点从麦田的一头出发，晚上12点才开到另一头。种植业是只有两道手续：春天播种，秋天收割。种子种下后就不过问了，没有田间管理也不除草和灌溉。麦田里还好，杂草没有数量优势，长不过麦子，而土豆地里在挖土豆时则是在乱草堆里寻找土豆。撒农药和化肥用飞机洒，飞机飞到半空中风一吹，农药和化肥都吹到天外去了。苏联的农作物和牲畜的品种也是世界上最落后的，还不如当时的中国。秋天了，田野上是一望无际的乳黄色，要走到地边才知道长的是麦子，只有二，三十公分高，每个麦穗上只有十几粒干瘪的麦粒，按每亩产量计最多也就是十几二十公斤。哈萨克斯坦的羊毛纤维是世界上最短的，皮子质量也是下乘的。常到野外干活，没有见到过大肥羊，大奶头乳牛。自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牧业规模却如此之小，三个牧工管一个畜群，羊群只数不超过一千，马群不超过一百。州农业局每年春天都要化验各农场农田和牧场的土地质量，根据土地等级规定产量计划。农艺师命令工人把本场最坏的土地挖出来当样品送上去，鉴定的产量计划不费力即能完成，还可以超额。苏联农业是最粗放的农业，也是最浪费的农业。劳动力太少，春播和秋收的工作主要由城市工人和大学生下乡帮忙。外来人当然更没有责任心，春播时脱播的地方一丢就是几十公尺。秋收时只看到所有的田间公路都是由小麦粒铺成的。谁家养有猪，需要饲料，只要拿着一瓶伏特加在路边举着，自有司机把整车的麦子给你送回家，一瓶酒换4吨小麦。偷的太厉害了，政府派警察看守路口，人们同样也有办法对付，在地边用挖土机挖个大坑，下面铺上麦草，再把一车车的麦子倒进土坑，堆满了，再盖上麦草垛，等地里收完后再拉走。即使到了仓库，堆在晒麦场上，晚上还是有人去“加班”，一口袋一口袋地往自家运。这种浪费还是小的呢，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如此奇怪的秋收：什么都是按照严格的计划办的，哪月哪日完成春播，哪月哪日秋收完毕都有硬性的日程表，到时候政府派飞机去检查。主管官员坐在飞机上观察地面，看地面上还长着庄稼没有。而完不成计划，农场头目就拿不到奖金，严重者还会被撤职，甚至坐班房。有时候，麦子到时收不完了，就派人把剩下的麦田一火烧光，反正稀稀拉拉的麦草，烧掉了也形不成成片的焦黑痕迹。农场种有大片玉米。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美国，看到了美国人发玉米财了，回国后就拼命扩大苏联玉米种植面积，但北哈萨克斯坦气候严寒，只有不到4个月的无霜期，玉米完全无法成熟，只好在下雪前连杆带穗一起割下，再用切草机切成一小段段的，堆起来发酵后当青储饲料。1972年10月份，眼看大雪飞来了，一半玉米还没收完，场长召集他的五总开会紧急商量大事，其中一总发挥了哈萨克人的发明能力，就像他们发明了沙皇特工、该区的被命名者瓦里汉诺夫是大科学家一样，发明了木排打倒玉米收割法。叫工人把从鄂木斯克运来的大木头扎成一张张大木排，一张长达半公里，绑在巨型拖拉机后面，一台台K700轰隆隆地在玉米地里开过，所有的玉米杆全部被打倒在地。大雪一下，全部被雪掩盖。不到一天，就把十天半月也难以完成的玉米收割计划不折不扣的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