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家人得知我想去中国做传教士，这对我那有世俗之见的大姨是个打击，她觉得这太危险了，而且是对长相和教育的浪费。因为那时我都25岁了，也许我大姨对我还能得体地嫁出去都已经绝望了。不管怎么说，我姨觉得这个想法不好，而且坚决反对，倒是另一位伯母（译者注：Elizabeth Swann）同情我的志向。而且，我觉得家人害怕我去中国，义和团（Boxer Rebellion）也是一个特别的考量。

泰国也是一个“两院制”国家，上议院250人，全部由军方选定——虽然未必全是军方的人，但是肯定没有他信的人。

紧接着，黑手在古尔丹的帮助下，开启了入侵艾泽拉斯的战争。奥格瑞玛虽然出于对古尔丹的不信任并没有喝下恶魔之血，但他因为出于对黑手的尊敬，并没有公然反对古尔丹与暗影议会的存在，最终酿成了好友杜隆坦被害的惨剧。

他们的政治生命，已经入土为安了。

“卫国党”的十余名核心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他信家族，以及他信阵营各大元老的子女。

△警方缴获犯罪资金

图21：由华裔学志出版的富平安的三本著作：《中国纸神：家庭祭拜一瞥》、《东岳庙》和《中国地狱：北京十八地狱庙与中国人的地狱观念》。

图11：1923年，富平安在富路特位于协和医学院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办公室门前，门上有名牌（L. C. Goodrich）。

这些“新生代”精英们，十年之内不得参选，也不能参与任何政党、不得组建任何政党，不得参与一切与政党政治相关的活动。

图15：约1931年，富平安在北京参观寺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专藏慨允使用。

只不过，就在奥格瑞玛攻下奎尔塞拉斯，带着大军奇袭洛丹伦，即将击垮人类、精灵、矮人联盟时，古尔丹带着暗影议会打出了一发“背刺”，从兽人的后方大本营带着精锐，直奔萨格拉斯之墓，导致兽人后勤补给线被联盟部队所切断，失去了任何获胜的可能性。

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Hubbard C. Goodrich）和安·古德里奇·琼斯（Anne G. Jones）

官方的频繁往来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维护，自然也有利于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中国商人在中古前期就已参与民间贸易，南北朝和隋唐有关于中国商人远赴中亚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上文所引《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所记李绍谨前往弓月城贸易事。在西域的中原商贾还以隔年收账的赊销方式向当地居民出售丝绸，这不只表明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融洽，还表明他们在这地方有长期固定的营业机构。不过，民间贸易总体上以西方商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描述了大宛至安息的居民普遍善于经商，《后汉书马援传》则记载梁松以“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为譬讥诮马援，《东观汉记》亦记光武帝去世时，长安的西域贾胡为其祭拜。可见“西域贾胡”在两汉时已深入中国各地。公元2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的一段记载称，一位名叫梅斯蒂蒂阿努斯（Ma s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本人虽未到过中国，他的代理人却经常组成商团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

我得到并保存了很多年的特殊物品中，也许首要的，是我的婚纱，现在还在。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穿过它。很多东西我都保存至今，因为它们对我有意义。其中有一块中国长城的砖，是我的公公从一大块墙体上切割下来的一小块。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安娜·玛丽亚小学演讲，我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带了过去，就这块砖，激起了孩子们最大的兴趣。虽然我听说长城是能从太空上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物件，但我觉得其实很难，因为很多城墙都在树丛里面了。

图5：1912年至1917年富平安入读纽约州的瓦萨学院。左：在校园中，右：在毕业典礼上。

军方那边呢？

责任编辑：韩少华

图18：约1985年夏天，富路特家族到缅因州举办例行的亲友聚会，大部分子女和他们的伴侣以及孙辈到场。前排左二是富平安，左三是富路特，左一是儿子托马斯；后排左二是女儿安，左四是儿子哈伯德，右一是女儿萨莉。

德国当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不留神把希特勒给选上去了，因此德国人一直对“一党独大”心有余悸。

首先，他信派系的“新生代”，几乎全军覆没了。

这些他信阵营第二代中的精英，加上副党魁素妮、彭萨、乐提猜、副秘书长卡那颇、发言人蓬甲盛、财务总监挽萨蒙等一干人等，此番都遭到致命一击。

第二，此次大选，他信派系受到重创，胜选的几率大大降低。

变数：第三方势力的崛起

150个“比例制议员”是啥捏——这个就有点费解了。

责任编辑：王俊

那就是，政党联合。

学生时代

“比例制”议员，最早由二战后的德国创始，并沿用至今，因此在泰国也曾被称为“德式选举制”。

比如，A党有70%的支持率，B党有30%。

副党魁乐坡·西那瓦，是他信的侄子；

尽管过去一些年也写过一些经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一生给记下来。但我还是被鼓励着去回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想法，包括我生命中的那些里程碑。也许是因为我到了107岁的年纪（译者注：传主Anne Swann Goodrich，1895-2005，此回忆录写于2002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新近见到的档案显示，她的中文名字写作“富平安”，本文采用她的中文名。之前有根据音译称她作为安·丝婉·富善、安·斯旺·古德里奇，她也常被称为“富路特夫人”或者“傅路德夫人”），毕竟经历了毋庸置疑的最有趣的一生。我要在一位友人的帮助下，把这件事给承担下来。对于我所经历的整整107年而言，这显然只能是一份缩略的短章罢了。

我的原籍是英国，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早期。移居到美国的祖辈，最初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译者注：Jamestown，是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建于1607年，是美国现代史的发源地）登陆的。几年以前，我们故地重游，还专门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斯旺角（Swann’s Point）的种植园（译者注：佛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现在是美国东海岸南北相邻的两个州）。托马斯·斯旺（译者注：COL Thomas Swann, 1616-1680）的老墓还在那里，他是1680年去世的，上面有家族徽印。那一时期家族故人的坟墓，我们就只找到了这独一个。我的八位曾祖父母都在1790年到1810年间，出生在美国。（图1）

我试着去回想最早的记忆，能想起的是四岁我们一家住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有一个哥哥，叫多诺万（译者注：Donovan Swann Sr.）。他去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健身房里受了伤，病情危急。我妈有个闺蜜来照顾我，这样我妈就能把全部的时间放在我哥身上。我过去常说，尽管我哥比我大七岁，我记得的倒是我推着婴儿车，把我哥摇来摇去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过侦察机。在他家客厅的门上，很多年都挂着他执飞过的一架飞机的螺旋桨。他也是最早从水上开起“水上飞机”的人之一。他最初的职业是一名蚀刻师，可他也是一名音乐家，他给孩子们写乐谱，但是从没发表过。有一段时间他做过巴尔的摩歌剧公司的经理。他的所有活动，我过去都常常介入一点点；但我不记得他去世的具体时间了，我只能回忆起他只活了四十几岁。

在瓦萨，我参演过一次我的同学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译者注：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现代抒情诗人、剧作家，1923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为世界和平而写的诗歌朗诵；我第一次听说了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译者注：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基督教牧师、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教内部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中的焦点人物。他有诸多传播甚广的布道和著作，富平安大学期间能读到的主要有1913年版的《神的人格/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和1917年版的《信仰的意义/The Meaning of Faith》等），他在那一地区传教，我读了他的书，他对我的一生影响甚大。

1917年，我从瓦萨学院毕了业。瓦萨之后，我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译者注：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私立常春藤联盟研究型大学，创立于1754年，1896年迁至曼哈顿上城现址）的教育学院。开始的时候我修读体育教育，但后来发现不及我对基督教育的兴趣大。我就综合两者，但都没学进去多少。我从教育学院获得了硕士，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颁发学位给我！我去了我想去的大学，而且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教师学院的学位。为了学位，我还在联合神学院修读了课程，包括最后几年在联合神学院的夏季课程。虽然我是可能从联合神学院得到一个学位的，但我傻乎乎地没有要。我做了该做的功课，但我没有得到学分。我很遗憾我没有要。我记得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学位后，我第一年工作的所得税交的是3美金。（图6）

因为我想去中国当传教士，我的家人反对；我就去我上过的中学，找了老校长。她的建议是我等到25岁，那样我就能明确我想要干什么了。于是，我就一直在曼哈顿的第一长老会教堂（译者注：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俗称“元老教堂/old first”，建于1716年，1846年搬至格林威治村今址。1918年至1924年，弗斯迪克被任命为该教堂牧师）做事，直到25岁我去了中国。我在教堂的主要工作是组建一支女子篮球队。哦不，我从未成为过篮球队的核心人物，我最高也就长到过五英尺四（译者注，约1.63米）。另外，我当然也教主日学，我倒是把它发展了起来，而且越办越大。

我在纽约市第一长老会教堂工作的时候，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是那里的牧师（译者注：富平安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修读过弗斯迪克牧师在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院开设的课程，并在为长老会教堂工作的一两年间与弗斯迪克牧师有过频繁接触）。后来，位于费城的长老会总会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上通过决议并得出结论，认为弗斯迪克博士由于过于现代而不能再在任何长老会教堂传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长老会无比愤怒（译者注： 1922年弗斯迪克在第一长老会教堂讲道《基要主义会赢吗？/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引发论战。他反对生搬《圣经》，倡导将基督教的历史视作进步和变革的过程。1923年美国长老会全国大会责令对其言论进行调查。1924年弗斯迪克经辩护人辩护逃脱责罚，并于当年辞去第一长老会教堂牧师一职）。弗斯迪克博士原本是浸信会（Baptists）的，但最终不论是对浸信会还是对长老会而言，他都太“自由化”了。后来，就是为了弗斯迪克博士，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译者注：John D. Rockefeller Jr.，1874-1960，美国金融家和慈善家）特意建造了 “河边教堂”（译者注：Riverside Church，是依据洛克菲勒和弗斯迪克的倡议，在纽约市上城建造的一座跨教派的面向所有基督徒的大型教堂。1930年建成后，弗斯迪克成为首任牧师，至1946年退休。另，1986年9月21日，富路特教授的葬礼弥撒也在这座教堂举行）。周日一早，等待进入河边教堂参加礼拜的人要排过两个街口。

在开始讲述我的传教士生涯之前，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我是个很糟糕的传教士。我原本是要在女子高中教英文的，而且我也努力过了，但我觉得我做得并不好。好在他们给了我另外一份工作。“西德尼·甘博”（译者注：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美国社会学家，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于1921年出版《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1931年至1932年第4次来华进行社会调研时曾寄宿在富平安在北京的家）这个名字恐怕有些人都没有听说过，但他率先在中国的城镇中对北京进行了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民众是贫苦的，是需要帮助的。（图9）

图9：1925年4月底，甘博（右）与富平安的丈夫富路特（中）、友人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Sr.，1884-1975，左）和社会学家李景汉一起，去北京郊外妙峰山进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专藏慨允使用。

一个工作坊建起来了，赤贫家庭里的妇女都被召集过来做刺绣活儿。我被分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去带她们做操；因为她们整天都弓着身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需要站起来伸伸胳膊。然而，她们主要的活动却是放声大笑！首先，她们觉得这样的动作太可笑了，其次，她们笑我的汉语说得笨嘴拙舌，我在语言学校就学了一个月的中文（译者注：1920年富平安在北京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暨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习中文）。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哈哈大笑半个小时。（图10）

我第一次去中国在那儿呆了五年，后来我再次去又多呆了两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是单身，但到了北京三年以后就结婚了，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丈夫，在中华医学基金会（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工作的富路特（译者注：L. Carrington Goodrich，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1894-1986，中文名也作傅路德、富路德，美国汉学家。著有《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和《明代名人录/Ming Biography》等）。“L”是指“路德/Luther”，这个名字是随的他的外公，在部队时他被叫做“路德”（译者注：1918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富路特入伍被派往法国，协助基督教青年会暨YMCA为中国劳工旅做翻译），不过这个全称后来几乎没用过（译者注：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后，富路特一直被称作卡林顿/Carrington）。我也很为我名字中像“斯旺”和“古德里奇”的这些部分感到自豪，后者能追溯到英国怀河（River Wye）边古德里奇镇上的古德里奇城堡（Goodrich Castle），毁于1066年。（图11）

我是1923年2月2日在中国北京结的婚，那一年我28岁，和我的丈夫同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哦，他的父母是传教士（译者注：富路特出生于中国通州。父亲昌西·古德里奇/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美国公理会教士，1865年来华传教，中文名“富善”，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主持者之一，编有《富善字典》；母亲撒拉·伯德曼·古德里奇/Sarah Boardman Goodrich，1855-1923，1879年来华传教，中文名“轲慕慈”，曾任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暨WCTU中国总干事，倡导禁鸦片和反缠足运动。富善与柯慕慈1880年在北京结婚，逝世后皆葬于通州，墓地今毁），就住在我居住的学校对街的院落里，很难“不”遇到他。而且，我必须说，他很有女人缘！（图12）

图13：1903年富路特与父亲富善神父、母亲柯慕慈、早逝的二姐和大姐葛丽丝（右立，Grace Goodrich，1889-1969，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教授声乐，1940年代在“美国之音”汉语广播电台工作）。

我在传教工作中，生发出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他们全神崇拜的痴迷，那些神都是某段时间里曾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真人。食物太棒了，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了；而且中国人是那么可爱又善良。除了可怕的卫生状况，我几乎爱上了北京的一切。当我回顾我做过的各种事情时，我的女儿安提醒说我还曾得过“华北潜水冠军”呢。我丈夫当时在上海出差，他是从报纸上得知我获奖的消息的。我现在不是一名好潜水员啰，但是按照潜水规则里规定的三类，我可是“三种全会”哒！我当时不得不学第三种。一个人如果想要做什么，可能就需要在所有座右铭之外再加上这么一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图15）

我的老大是弗朗克（译者注：Frank Chauncey Goodrich，1924-1980），1924年出生在中国。他是个好男孩，不过他的幺妹指出一个例外，她记得他常常往其他孩子们的脚趾缝间扔飞镖。他很机灵，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化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飞行员。起先他在加州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工作，但他后来不想从商了；在纽约州的一所技术学院获得了化学教授的职位，别的教授们都认为他是能得诺贝尔奖的；但是他在其他领域也一样聪颖，他还教授地质学，爱好民族舞和弹吉他。他的指导老师说如果他专注于弹吉他，他定能成为全国的第一吉他手。多年前他被杀害了（译者注：弗朗克生前供职于纽约州波茨坦市/Potsdam的克拉克森学院/Clarkson College，据1980年11月的当地报纸报道，弗朗克死于一起故意杀人案）。

汤姆（译者注：Thomas Day Goodrich，1927-2015）是我的第二个孩子。他很讨人喜欢，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的太太就说：“富路特夫人，您的孩子们都好棒，可我就是喜欢汤姆。”我想他真是从未遇到过麻烦。他去威廉姆斯学院有些年，然后他被选入军队并到日本效力于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之后，他从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加州大学获得了学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教过小学四年级。随后，可能是受到他母亲经历的影响，他去了公理会美国差会，到土耳其教了七八年的男校。然后，他在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欧洲史和奥斯曼史。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对美国的最初认识，他写过一本有趣的书（译者注：1990年版《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新世界/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New World》）。汤姆现在住在特拉华州（Delaware）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他是中世纪地图方面的专家。

萨莉（译者注：Sally Boardman Goodrich，1929- ，今名为Sally Boardman Goodrich Hurlbert）是我的第三个孩子，和她的哥哥汤姆一样，出生在纽约市妇科医院。她从小就很有乐感，唱歌很好听。她去北加州读贵格会学院，是个人缘很棒的好学生。她也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结婚以后她教幼儿园和一年级。她让她的小朋友们看母鸡孵蛋，在学校里教音乐，也做私教。现在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埃文市。

我每年在缅因州哈南普斯维尔市（South Harpsville）的一个小渔村，与哈伯德和我的儿媳住上五个月；其他时间我和他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女儿安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岛。我第一次到佛罗里达的时候，是和她一起住在迈阿密；那时我常常去养老院和大家一起锻炼身体，很开心。（图17）

我丈夫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检查基金会在北京设立的医院的卫生情况，也被分配做些其他的工作。基金会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后，付了他一年的薪水；然后我们就回到纽约落户（译者注：1925年富路特一家七口返回纽约）。我丈夫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学习中国历史，同时也教汉语，因为他说汉语。随后，他在哥大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开始改进东方历史的课程，并在那里到达成功的巅峰，成为“丁良讲席教授”（译者注：Dean Lung，音译为丁良，也作丁龙，赴美华工，美国商人、律师和官员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的家仆。1901年卡朋蒂埃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捐款10万美金，在哥大建立以其仆人姓名命名的“丁良汉学讲席”，丁良随后也捐出积蓄1.2万美元。以此为起点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创办了起来，即现在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富路特1927年在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任教，1947年获得“丁良讲席教授”职衔，1961年退休。）。他做了27年的系主任，直到退休。很偶然，我丈夫早年的一些学生还和我保持着联系，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图20：1987年富平安带领家族11人回访中国，这是在参观由她婆婆撒拉于1904年创立的“安士学道院”，1926年更名为“富育女学校”（Goodrich Girls School），即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前身。

我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我一直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基督教（译者注：Liberal Christianity，也译作自由主义神学，是当代基督教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产物），受到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博士的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位是叫做博格（译者注：Marcus Joel Borg，1942-2015，美国新约圣经学者，耶稣研究会的成员，耶稣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的神学家，可能不太有人知道他。他们的关注点（包括我的）在于耶稣是一个人。博格和很多人一样，说开始的时候，他接受的是有关东正教的完整的教育，但是后来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如今，我对“耶稣研究会”（译者注：即Jesus Seminar，是以圣经批判为基础的非宗教性学术研究团体，活跃于1985年到2006年间，倡导对耶稣的史实性研究）的研究和作品都很感兴趣，他们的侧重点是历史上的耶稣。

我总是很忙，忙得没有时间去变老。特别是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以后，我试着通过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并为其他人做些贡献来保持生命的活力。首先，我总是忙于教会的事情。我总是在那里忙碌着，他们不能赶我走（译者注：以1960年为例，富平安65岁，出任纽约布朗克斯区新教理事会基督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住所附近的教堂讲授圣经课程，还在一个公益性质的推介印度民间手工艺品的公平交易组织中担任主任一职）。对我而言，比我老十岁那才叫老嘛。更大程度上，我的健康长寿是不是要归功于我对于各项体育运动一贯的兴趣和参与呢？这倒并非偶然。人们总说我苗条又瘦小，不是典型的运动体格。但是我的孙女卡琳娜·黑尔斯（Kaline Hills）却说哪怕我到了85岁还能“猛击网球”呢。我喜欢打网球，但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好球手。后来呢，倒是我的丈夫，要成网球运动员了。卡琳娜还记得她的祖父母快90岁的时候，和她一起去过卡罗拉多的牛仔牧场玩，我们一起骑马，还和年轻人一道玩激浪漂流呢。1987年，我91岁，我和孩子们一起回到中国，活力爆棚。（图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