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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详情介绍：
消费维权速报｜王力防盗门被指安装后鼓包，澎湃介入后换新门
近日，来自四川的消费者曾先生向澎湃质量观投诉平台（https://tousu.thepaper.cn）反映称，他购买了一款售价4569元的王力防盗门，安装后发现门板上出现鼓包。经品牌工作人员确认是出厂所致，可以修补，但无法保证没有色差。曾先生拒绝修补要求售后换货，但被商家驳回。
5月2日，王力旗舰店客服人员告诉澎湃新闻，此事正在处理中，会让售后联系订单人，重启售后服务。4日，澎湃新闻从曾先生处获悉，商家已同意更换新的防盗门。
消费者购买的新门出现鼓包情况
消费者投诉：
曾先生介绍，3月7日，他通过平台上的王力旗舰店购买了一扇售价4569元的防盗门。4月11日，防盗门送达并由商家提供上门安装服务。
“我的房子还在装修状态，平时就不在那里，4月15日装修公司的人提醒我说，防盗门上有一个凸起的鼓包。”曾先生说，回想起之前安装防盗门时就出现过锁芯无法安装、更换锁芯的问题，现在门上又出现鼓包，他怀疑防盗门存在质量问题。
曾先生联系店铺反映情况，并申请针对该订单的换货售后服务。
4月28日上午，当时为曾先生安装防盗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曾先生未到现场）师傅在电话里亲口确认了，说应该是钢板在拉伸的时候不平，属于出厂问题”。工作人员当即提出可以为曾先生磨平这个鼓包，但不能保证补的漆和原厂漆无色差，也无法保证使用寿命。这让曾先生不能接受，“我新买的防盗门还没用就出现问题，应该给我更换新的”。
同日上午，曾先生发现售后申请被王力旗舰店驳回，理由是已经安排师傅上门，可以安排修复。
申请换货被店铺驳回
公司回应：
5月2日，澎湃新闻联系了为曾先生提供安装服务与确认防盗门情况的工作人员。对方称自己是王力品牌的经销商，只提供服务，对产品不负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不过是一个米粒尖尖的凸起，我已经将这个问题上报给了我们当地的负责人，他会和电商联系处理的”。
澎湃新闻随后联系了王力旗舰店。该店客服表示，目前正在处理中，会让售后再联系订单人，重新开启售后服务。
5月4日，澎湃新闻记者从曾先生处得知，王力旗舰店已经为其安排更换新的防盗门。曾先生提供的和店铺客服的聊天截图显示，客服称“已经走审批申请换门了”。
史文磊丨上古汉语是一种典型的隐性综合语言
第一章
分析性与汉语历史语法
史文磊 2021 《汉语历史语法》，中西书局。
■ 1.1引言
“分析性（analyticity）”与“综合性（syntheticity）”是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领域的重要议题。自Schlegel（1818）最早提出这对概念以来，国外不少学者曾就此作过专论（Humboldt 1836；Sapir 1921；Greenberg 1960；详参Schwegler 1990）。据通行的定义，分析型语言“句法关系倾向于通过本词之外的功能词表达，如介词、助动词。例如，法语 la maison du père vs 德语 Vaters Haus ‘father’s house’，英语 more beautiful vs 德语 schöner，其中法语和英语例是分析性的。……朝分析性演变是大多数现代语言的共性，典型的分析性语言，如汉语、越南语，通常也称作孤立语。”综合型语言“句法关系倾向于通过词根上加形态标记表达；包括屈折语和黏着语两个子类。”
语言的分析性或综合性，历史上会发生转变，如分析性的增强或减弱。分析性的历时演变，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课题。基于分析性视角，汉语史上有一批现象可以串联起来通盘观察。本章内容首先简要梳理分析性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历程与进展；然后，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辨析两组概念，即显性综合与隐性综合、区别性语义与范畴性语义；最后，提出本书关于汉语分析性演变的基本观点：上古汉语是一种典型的隐性综合语言，现代汉语兼具分析与隐性综合的特征；历时来看，汉语的隐性综合性特征不断减弱，分析性特征不断增强；而隐性综合性特征反映了汉语是结构与语用驱动型语言的特点。
■ 1.2 汉语分析性研究简述
汉语向来被视为一种分析型语言，高本汉（Karlgren）《原始汉语是屈折语》（1920/1929）、Sapir（1921）等均持此说。在汉语学界，最早采用“综合”与“分析”观察汉语的，恐怕要算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23：68–70）。其论述转录如下：
世界中之语言……种类虽多，其形式实质之差，往往相似。就形式而类别者，有综合的Synthetical语言与分析的Analytical语言之二种。
综合的语言连结二段以上之思想以一个语词表彰之者，如拉丁语Latin以语根之连结区别其连合思想者是也。综合语之中又有不如拉丁语之屈折而以语根上机械的堆积为区别如土耳其语者，分别称之曰抱体语Incorporating。抱体语之中形式融合甚有分离之不能使用者，则有如北美土人及巴斯克语Bask。此类语言，即取其语词而观其形式之融合无间者亦可见也。如巴斯克语Belhaun（膝）其为Belhor（前面）与Oin（足）之连结者，形式上已殆无可识别也。
语言之用在明了表彰其思想，而其表之也，勉欲取单纯之手段，故综合的语言有趋于分析的之倾向。盖分析语表示二段以上之思想，各以其相当语词为之，无错杂纠综之弊也。如英语，自今日观之，分析语也。而尚留综合之残影，如Less、Full、Ship等，分别之犹成个词者无论矣。即其常用之-ed、-ly等形式部，其由Did、Like流荡而成者犹甚彰彰也。Less、Full、Ship等其仅存者耳，而亦有趋于形式之倾向，形式则部分非综合矣。求其连结语词不失独立，分离之仍得维持其固有意义者，则惟吾国及安南、暹罗、缅甸等为最，而吾国语更纯之纯者矣。
个个语词各有独立之意义。实词更完全摄有之，且其内容如立体然，得多方指示。而区别之准，厥惟位置。位置之配赋又自由自在，不失独立，无所屈折，但就习用之法则配置之，即了然矣。盖语言形式固不惟音而已，位置前后关系亦形式之一也。不宁惟是。位置既定，感想之缓急且得以位置转移为表彰。有蓄意于位置相与之间，而寓意于位置顺序之外者矣。此纯粹分析语之妙用也。
稍后，张世禄《语言学概论》（1934：141–142）亦持相似观点。近年来，学者进而基于实例研究，呼吁用“分析性眼光”研究汉藏语系（戴庆厦、闻静 2017；戴庆厦 2020）。
语言的分析性或综合性，历史上会发生转变，如分析性的增强或减弱。高本汉（Karlgren）在《原始汉语是屈折语》（1920/1929）、《汉语的本质和历史》（1946/2010：52–75）等论著中主张，现代汉语是孤立语，而上古汉语是屈折语，即是说，汉语从上古的综合型语言转变为现代的分析型语言。Sapir（1921：135）明确提出，汉语在其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分析性越来越强的趋势。
王力《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1941/2015：391）在讨论汉语词语兴替时说：
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989/2005：229）对“从综合到分析”作了界定：
汉语词汇从古到今有一种从“综合”到“分析”的趋势，……所谓从“综合”到“分析”，指的是同一语义，在上古汉语中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后来变成或是用两个词构成词组，或是分成两个词来表达。
蒋绍愚《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2015：138）进一步说：
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历史演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很多古代汉语的词的词义，在现代汉语中都要用词组来表达。如“沐”要说成“洗头”，“骊”要说成“黑马”。也就是说，同样的语义，古代汉语是把“动作”和“事物”、“事物”和“性状”这两者综合在一起，用一个词表达；现代汉语是把“动作”和“事物”、“事物”和“性状”这两者分开，各自独立成词，并用它们组成词组来表达。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这种差异和发展，就是通常所说的“从综合到分析”。
近年来，学界围绕汉语分析性的演变展开了热烈讨论。诸家所论，尽管理论框架和具体观点不一，但对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演变规律多有揭明，大大深化了我们的认知。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挖掘了分析性特征演变的众多案例。
这些案例涉及面甚广，如名量词、方位词、轻动词（名源动词、致使、意动等）、系词、论元结构、复合词、否定词、动趋式、动结式，等等。如Huang（2015）基于生成语法移位观，搜罗了上古汉语综合性特征的诸多表现。其中，词汇性范畴（lexical categories）的综合性表现在：
a. 上古汉语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s）数量众多，如“鱼/渔”“食”“衣”“饭”“歌”“王”等，无需现代汉语广泛使用的显性轻动词结构。
b. 真性并入（true incorporation）模式能产，无需假性并入（pseudo incorporation）。上古名源动词可经名词并入轻动词DO生成，无需现代汉语“捕鱼”“吃饭”这类假性并入结构。
c. 简单致使动词（simplex causatives）词库丰富，无需复合动词或短语表达达成义（compounds or phrasal accomplishments）。如“破”“小”“受/授”“假”等，经致使化（causativization）生成简单致使动词。
d. 可数名词无需使用名量词（numeral classifiers）。
e. 处所名词无需使用方位词（localizers）。
其中a–c是动词范畴，d–e是名词范畴。小句功能性范畴（clausal functional categories）的综合性表现在：
a. 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如“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b. 宾语关系化（relativized）之后，关系代词“所”前置于动词。如“鱼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荀子·儒效》）
c. 有些成分（主要是动词和介词的宾语）承载焦点时，位置前移。如“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左传·僖公四年》）“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国语·晋语》）“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d. 普遍存在后置状语。如“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孟子·梁惠王上》）状语后置或是源于动词短语（“易之”）前移。
e. 允许动词空缺（canonical gapping）。如“为客治饭而自Ø藜藿。”（《淮南子·说林》）“上医医国，其次Ø疾人。”（《国语·晋语八》）
上述表现说明，上古汉语存在这样一个活跃的功能性范畴，以容纳上述各类前移的成分。前移之后，该成分便融合了更多的语义，即综合性更强。
第二，提出了关于分析化（analyticization）演变路线的不同意见。
Peyraube（2014：62）认为：“汉语从上古（公元前5至前2世纪）到中古（公元5至12世纪），直到现代（公元15至18世纪），表现出分析性越来越强（或综合性越来越弱）的发展趋势，从现代到当代（公元18世纪至今）表现出综合性越来越强的发展趋势。”Peyraube（2014：62）还构想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循环演化圈：“综合性（远古汉语） > 分析性（上古之前及上古早期） > 综合性（经典汉语或上古后期） > 分析性（中古及现代汉语） > 综合性（当代汉语）。”Huang（2015：34）提出：“古代汉语（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高度综合型语言，东汉以后向分析型语言转变并在唐宋达至峰值（约公元2至10世纪），此后新一轮演变接续展开，即汉语各地方言不同程度地向综合型语言转变，并影响了现代汉语各大方言的划分。”何元建（2017）、冯胜利、刘丽媛（2019）等则认为，汉语史上从综合到分析与从分析到综合双向演变共存。
国外学界关于印欧语分析性演变的研究，历史悠久且近年来愈加广泛而深入。汉语的研究与印欧语的研究相比，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第一，印欧语的研究偏重于语法性概念表达，不太管词汇性概念表达。但在汉语的研究中，这两类概念皆受关注。如王力（1941/2015：391）指出：“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其中“打鱼”之“打”可以视为用轻动词表达的语法性概念，而“打水”之“水”与“小马”之“小”，均为词汇性概念。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275–277）统计了《论语》《孟子》用到的否定词，共有11个之多：不、无、莫、勿、亡、弗、非、否、末、微、盍。太田先生解释道：“古代汉语的否定词是综合的”（277页），“它们除了单纯的否定概念之外，还包括其他概念，是一种复合的东西。在现代汉语中因为分析的倾向较强，所以除了单纯否定的‘不’以外，其他的全部不用了”。（275页）例如，从“弗”到“不+之”的演变，即是从综合到分析[2]。其中“之”便是词汇性概念。
关注点的差异，从更深层次上说，反映的是汉语分析性特征（尤其在词法上）历时演变的重要特性。这一方面说明汉语中词汇性概念和语法性概念均表现出分析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说明汉语中词汇性概念和语法性概念具有更强的相通性。
第二，印欧语综合与分析的比较，主要是基于构词形态（morphology）的变化，即词法。如德语所有格，从原先的des Hauses ‘the house’s’ 改用 von dem Haus ‘of the house’，形态手段代之以句法手段，这是综合到分析。但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的孤立语。上古汉语有一定形态，但很有限。例如，上古汉语并没有跟现代汉语量词、方位词等句法手段对应的构词形态；如果完全依据词法形态，就很难论证汉语发生了综合到分析的转变。
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语言分析性演变的研究，应兼顾词汇性概念和语法性概念，兼顾词法和句法，构建适合汉语并兼顾其他语言的调查框架。第二，应设置准确适当的比较基准。比较对象不是语言总体，而是特定结构。比较不应只顾表达形式，而应兼顾形义匹配和使用频率，在概念对当的基础上考察表达形式。第三，分析与综合是相对而言的（Sapir 1921：136）。一种语言，相比于甲语言是分析的，相比于乙语言可能就是综合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对分析性结构和综合性结构分别界定如下：
对当的概念，用功能词等相对松散的显性句法手段表达的结构是分析性结构；用相对紧凑的手段表达的结构则是综合性结构。“松散”与“紧凑”是从形义匹配的角度而言的。
本章接下来的内容，重点对综合和分析各自的类型加以辨析。
■ 1.2 显性综合与隐性综合
根据前文所引蒋绍愚（1989/2005；2015）的界定，从综合到分析的转变可作如下转述：
M1和M2这两个语义构成要素，在早期的综合性阶段（T1）是融合（conflate）在同一词项F1里表达的；而在后来的分析性阶段（T2），M1和M2各自采用独立的形式F2和F3表达。
综合性阶段有个必要条件，即M1和M2都是F1的词义的构成部分，否则就很难说M1和M2这两个要素综合在同一个形式之内。如果一个语义成分M是某词F的词义的一部分，那M的存在应该具备规定性和类推性，即在所有的语境和语例中F都具备M义，不能是语用层面的临时义或隐涵义。但是，我们发现有的例证需作重新审视。举例来说，以下是蒋绍愚（1989/2005：233）对“从综合到分析”三种情况中第二种情况的论述：
从表面上看，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只表达了动作产生的结果（状态），而没有表达动作本身。但是，在古人的思想中，是比较清楚地觉得它也包含了动作本身。请看下面的例子：《仪礼·既夕礼》：“马不齐髦。”郑注：“齐，翦也。”《尔雅·释言》：“剂、翦，齐也。”……“马不齐髦”中的“齐”是形容词的使动，从字面上看，它只是表达了“使马毛齐”，而没有说出具体的动作。但郑注却用一个动词“翦”来解释它，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齐”不但表达了动作的结果（齐），而且表达了动作本身（翦）。
蒋先生说的“动作”，应该是指在样态或方式上区别开来的动作。但是，使动用法的“齐”只是词化了动作的结果（齐整）和致使（CAUSE）这两个语义要素，很难说某种具体的动作（翦）也是“齐”的词义的一部分。在特定场合下，可以换用其他“齐之”的具体动作。而换了不同的场合，整个动作的样态或方式就会随之变化。如下例中的“齐”，也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但具体的动作就不再是“翦”了。
（1）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所以蒋先生（蒋绍愚 1989/2005：233）接下来也说：
但尽管如此，这种用作使动的形容词毕竟没有明确地把动作说出来。比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高其闬闳。”《墨子·尚同中》：“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荀子·成相》：“大其苑囿高其台。”在这些句子中，施加于对象而使之“高”的动作显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动作在句中都没有表示出来。
胡敕瑞（2005）论证指出，汉语词汇系统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有一条重要规则：从隐含到呈现。何谓“从隐含到呈现”？他（胡敕瑞 2005：1–2）解释道：
跨语言的研究表明不少语言存在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一些似乎应当分开来表达的概念成分往往可以融合（combine or conflate）在同一形式之中。……这种“融合”其实就是一种“隐含”，上例即为“主体”隐含在“动作”中。……汉语也有“主体”隐含于“动作”的例子，如“崩”（《说文·山部》：“崩，山坏也。”）就是主体“山”与动作“倒塌”融合在同一结构中，所以只要一提到“崩”熟悉汉语的人马上就会想到其主体“山”。在汉语的历时发展中，不少像“山”这样的隐含概念最终从其融合形式（“崩”）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了新的结构（“山崩”），这种从概念融合到概念分离是“从隐含到呈现”的典型范例。
“从综合到分析”和“从隐含到呈现”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二者可以并存。不过，从上文引述来看，“从隐含到呈现”的“隐含”跟“从综合到分析”的“综合”起码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隐含或综合的概念要素应是同一个词的词义构成成分。然而，胡先生所举的例子中，有几条也不太符合这个要求。例如，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白≥雪白；黄≥金黄；急≥火急（胡敕瑞 2005：5–6）；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华（花）≥发华/敷华/开花/作花；病≥被病/得病/遘病（胡敕瑞 2005：10–11）。我们很难说被隐含的“雪”“发”等概念要素是“白”“华”等词的词义构成成分，因为这些概念要素并未规定性地词化在词义之中。
至此，我们不免会心生疑问，既然这些概念要素不在所论及的词的词义构成中，那它们身在何处？从何而来？史文磊（2021）提出，不妨换个思路来看：第一，综合与分析不限于词这个层次，而是体现在涵盖面更广的构式（construction）这个层次。从形式的大小（size）来说，小到语素，大到抽象格式，均可归入构式；语素、词、熟语、部分填充格式（如倚变构式The Xer the Yer）、高度抽象格式（如双及物构式Subj V Obj1 Obj2）等，皆是（本书第8章）。沿着这样的思路，对于相同的意义M，综合性就是指用相对少的形式F表达M，分析性就是指用相对多的形式F表达M。第二，综合性或分析性是语言的词汇义和语用义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说的词汇义是指词化了的、用显性词形编码的意义。全由词汇义形成的综合性，可以称为词汇型综合（lexical syntheticity）；有的意义并未词化为词汇义，而是在语篇或语用层面实现的，包含这样的意义而形成的综合性，可以称为语用型综合（pragmatic syntheticity）。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综合作一新的分类：显性综合与隐性综合。显性综合是指用显性语言形式对各项意义专门编码的综合，大致对应史文磊（2021）提出的词汇型综合。可进一步分为形态型综合与单词型综合。印欧语形态丰富，多形态层面的综合；汉语形态贫乏，多单词层面的综合。上古汉语有一定的形态，因此也有一定的形态综合。隐性综合是指没有显性语言形式专门编码的综合，可进一步分为结构型综合和上文分出的语用型综合。结构型综合是在结构式中编码概念或语义。如上古汉语跟后世量词对应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功能。语用型综合即语境赋予的概念或语义。如蒋绍愚（1989）所举“综合到分析”：《仪礼·既夕礼》：“马不齐髦。”郑注：“齐，翦也。”这里的“翦”义并未显性编码，也不在结构式中，而是语境赋予的。
蒋绍愚（1989/2005：229）所举的“从综合到分析”的第一种情况是，古汉语中有一批单音动词把动作和动作施及的对象融合在一起表达。如下诸例所示，上古汉语“洗”的动作和“洗”的对象（如“发”“面”“足”“手”）融合在一起，用单音动词“沐”“沬”“洗”“盥”表达。这是比较典型的显性（单词）综合。
到现代汉语中，同样的意思都得改用“洗头”“洗脸”“洗脚”“洗手”等分析性的动宾词组表达。动词表动作，宾语表对象。王宁（2012：5–6）在论证“义素析出”时也举了这一组例子。这是比较典型的“从显性（单词）综合到分析”。
上引蒋绍愚先生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即将具体动作和动作的结果综合的情况，大部分属于隐性（语用型）综合。例如，“高其闬闳”“高其爵”“高其台”等，我们无法从“高”的词义构成得知具体的动作是什么，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可以推知。当然，这是就其区别性语义而言的，其范畴性语义“执行的行为”属于显性综合，详参下文1.4节。中古以降，各类具体的动作信息，纷纷通过新兴动补结构中的方式或样态动词呈现出来。这是“从隐性（语用型）综合到分析”。
“揖→作揖”（蒋绍愚 1989/2005：231）这类例子中，动词“揖”综合了名词性的“揖”和动词性的范畴性语义“执行的行为”，是显性综合；“作揖”用“作”表达了范畴性语义。“雪→白雪”（胡敕瑞 2005；王宁 2012）这类例子中，“雪”不是典型的显性综合，因为“雪”无论有没有“白”搭配，其词义结构中都有白色这样的语义。
■ 1.4区别性语义与范畴性语义
蒋绍愚（1989/2005：231）在分析了“从综合到分析”的第一种情况之后说：
有时候，这种“动词→动+宾”的变化，不能拿“综合→分析”的趋势来解释。例如：
行→走路 言→说话
歌→唱歌 揖→作揖
“走路”中的“走”就相当于古汉语中的“行”，“说话”中的“说”就相当于古汉语中的“言”，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宾语呢？而且，加上去的宾语似乎是无意义的，类似语义学上所说的“零项”（ argument），即这个语义单位是不传递什么新的信息的：“走”的对象必然是“路”，说的对象必然是“话”，它不象“洗头”、“洗脸”、“洗手”、“洗脚”中的“头”、“脸”、“手”、“脚”那样，有区别语义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不说“走”和“说”，而要说成“走路”和“说话”呢？我认为，这里面固然也有“复音化”的趋势在起作用，但也还有别的原因。
在现代汉语中，“走”有两个意思：a. 行走，b. 离开。当“走”字单用时，往往表示“离开”之意，如“你走不走？”“我走了。”这种“走”和《论语·微子》：“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中的“行”相当。而《论语·雍也》：“行不由径”中的“行”，在现代汉语中就要说成“走路”，以此与表示“离开”的“走”相区别。
的确，像“行→走路”“言→说话”这类例子，增添宾语“路”“话”在语义上并没有新的贡献。但是，此类结构的使用，恐怕不是为了跟原形式在功能上加以区别（走路 vs 行；说话 vs 言）。因为，这类现象在汉语史上并非个例，而是有一大批这样的现象。例如，发≥头发；泪≥眼泪；叶≥树叶；雪≥白雪；海≥大海；汲≥汲水；拱≥拱手（胡敕瑞 2005）。在这些例子中，新添的形式其实也没有传递什么新的信息。“发”必然是“头的发”，“泪”必然是“眼的泪”，“雪”一定是“白”的，“海”一定是“大”的，“汲”的对象必然是“水”，“拱”的对象必然是“手”。
一般视为“从综合到分析”的典型例证的，换个角度看，结果可能就会不同。如“沐→洗头”，添上宾语是有新的语义贡献的，因为单说“洗”并不知道“洗”的对象是什么。但这是就古今汉语的对比而言的。而中古首先出现的是“沐→沐头”这样的变化。如东汉桓谭《新论》：“吕仲子婢死，有女年四岁，数来为沐头浣濯。”姚秦竺佛念译《鼻奈耶》卷第八：“时阿耆达兜在中庭，沐头被白㲲衣踞绳床上。”“洗头”例则得见较晚，较早用例如西晋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卷第一：“中有洗牙齿者，中有洗头者，中有洗背者。”因此，站在中古看，结果可能就不同了。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沐头”里，“沐”的对象必然是“头”，溢出来的宾语并无语义上的区别功能。
王宁（2012：4）也曾列举了一批这样的双音词，如“亮光、幼童；飞鸟、游鱼；马驹、牛犊”，并说：“这类构词，已经构成的双音词与原有的单音词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外延上的变化：亮光=光（无有不亮的光），……飞鸟=鸟（能飞才是鸟），……马驹=驹（驹只能用来称马）……也就是说，被离析出来的表示名词的必然特征属性的义素，实际上就在名词的语义结构中存在，而且是作为这个名词必然的、标志性的、不可分离的属性，它们就是这些名词底层的义素。”
需要指出，上文引举的这些例子并不是典型的从综合到分析。典型的从综合到分析是原先用一个字表达的语义，后来用各有分工的两个字表达，如本文开头所引王力先生举的例子：“渔”变为“打鱼”，“犊”变为“小牛”。蒋绍愚先生举的“行→走路”“揖→作揖”等例也是各有分工的。但我们这里引举的例子不是。“雪”有“白”无“白”都是白的，“光”有“亮”无“亮”都是亮的。这些例子用的是相对分析性的形式，但分析出的形式在功能上显得冗余。不过这些例子跟蒋绍愚先生举的例子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添加的成分在语义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正是这种现象，促使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认为，分析（或呈现）出来的语义有必要作再分类。至少可以分出范畴性语义和区别性语义。举例来说，“沐头”之“头”具有范畴性语义，可作如下分析：“沐”（C1）的语义[清洗头发]（M1）搭配或允准一个语义[头发]（Mx）；[头发]所具有的限定性义素（《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头发”释义：“人的前额以上、两耳以上和后颈部以上生长的毛。”）能将其他不可与“沐”的语义匹配的概念（如[衣物]、[手]、[足]）排除，[头发]的下位概念（如[黑发]、[白发]、[长发]、[短发]）至少具有某一限定性义素能将该下位概念和[头发]区别开；“头”（头发）（C2）的语义（M2）等于[头发]（Mx），就是范畴性语义。据此而论，“作揖”之“作”具有范畴性语义，从动词“揖”到“作揖”是范畴性语义从显性综合到分析的转变。“洗头”之“头”具有区别性语义，可分析为：“洗”的语义[清洗脏物]搭配或允准一个语义[脏物]（Mx），“头”的语义[头发]是[脏物]的下位概念（一般都是头发脏了才洗），这就是区别性语义。依此类推，“黑马”之“黑”是区别性语义，因为“马”的语义搭配或允准各种颜色，而“黑”是下位概念。“骊”变为“黑马”是区别性语义的分析或呈现。
这两类语义可作进一步概括：构式C1的语义M1允准一个可与之匹配的、在语义场中限定性义素最少的语义Mx。这里的“可与之匹配”是指，Mx所具有的限定性义素能将其他不可与M1匹配使用的概念排除。“限定性义素最少”是指，Mx的下位概念至少具有某一限定性义素能够将该下位概念和Mx区别开。如果构式C2与C1搭配使用、且C2的语义M2等于Mx或是Mx的上位概念，那么，M2就是范畴性语义。如果M2是Mx的下位概念，那么，M2就是区别性语义。注意，这两类语义都是就两个搭配的形式相对而言的。
分出区别性语义和范畴性语义，对“综合”与“分析”的深入研究十分重要。举例来说，上古汉语里有“食”“耕”“鼓”“驾”“发”“衣”“织”等一批及物动词，它们的宾语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宋亚云（2005/2014：53）对此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
有的动词在上古汉语时期词义具有综合性。……当这些动词不带宾语时，其词义结构中本身已包含其动作涉及的对象。在当时的认知背景下，即使这个宾语不说出来，当时的人一般也知道它是什么，比如“食”，对象是食物，饭。……当“食”带有宾语时，宾语（食之、食焉除外）不一定是一般食物，而是特殊食物，或者是“食”的来源。如：食熊蹯|食鲁之麦|不食新|马不食粟|……
蒋绍愚（2013：78）在分析“食”“衣”“耕”“织”等动词时，表达了相似的意思：“这些动词动作的对象已经包含在动词本身的语义构成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句法组合中，其对象通常不作为宾语出现。”“‘食’的情况是：说吃普通饭食的时候，‘饭食’包含在动词‘食’的语义构成中，所以‘食’不带宾语；说吃饭食以外食物的时候，要用宾语表示饭食以外的食物。”
蒋绍愚（2021：3）作了进一步说明：
在《左传》中还有一类动词，不完全是综合性动词，但经常表现出综合性的特点，最常见的有如下几个：“衣（穿衣）”“食（吃饭）”“启（开门）”“闭（闭门）”“娶/取（取妻）”“及（及祸）”“免（免祸）”。先看例句：
A组：
（1）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左传·昭公十年》）
（2）（大叔）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左传·隐公元年》）
（3）每出一门，郈人闭之。（《左传·定公十年》）
（4）郑武公娶于申。（《左传·庄公十六年》）
（5）长恶不悛，从自及也。（《左传·隐公六年》）
（6）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左传·隐公四年》）
这些动词的动作对象经常是不出现的，但它们作为语义构成要素包含在动词之中。上述例句就是这样。这种用法在《左传》中很常见，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衣”“食”后面如果是指人的名词，或指人的代词“之”，这个名词或代词一定不是“衣”“食”的动作对象，“衣”“食”的动作对象作为语义构成要素包含在动词之中。
……
那么，为什么说这些动词不完全是综合性动词呢？因为在某些场合，这些动词的动作对象是可以出现的。如果“衣”的对象是“帛、素”等；“食”的对象是“肉、粟”等，其对象是必须出现的。“启门”“闭门”“娶妻”“及于难”“免于难”在《左传》中都有，不过，数量远不及A组的多，如《左传》中“娶”共出现37次，而“娶妻”仅2次。例如：
B组：
（1）重茧，衣裘，鲜食而寝。（《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2）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左传·襄公十七年》）
（3）然我往，必不敢启门。（《左传·定公十年》）
（4）闭门而索客。（《左传·成公十七年》）
（5）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6）周公弗从，故及于难。（《左传·闵公二年》）
（7）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左传·桓公六年》）
这里讨论两点。第一，这些动词的动作对象不出现时，是不是作为语义构成要素包含或综合在动词之中的？我的意见倾向于不是。如“食”，有时带对象宾语，有时不带，其词义结构应是相同的；否则，就是具有不同的词义，编撰词典时也应为其专设义项，这样处理不够经济。那么，不带宾语时，其对象的语义在哪里呢？从本书的分类来看，这是一种隐性语用型综合，是在语境中实现的。这跟本书第3章考察的从“使Ø无索引词 VP”到“使NP泛名 VP”的变化相似。第二，蒋、宋两位先生的发现意义重大。这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动词在综合与分析的区分上，并不总是非此即彼、划然有别的，有的动词表现出时而综合时而分析的特点。而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引这些动词，什么时候选择综合什么时候选择分析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正是范畴性语义和区别性语义。如果动作对象是范畴性语义，一般不出现，如“衣”的对象“衣”，“食”的对象“食”，“耕”的对象“田/地”；而如果动作对象是区别性语义，那就得出现，如“衣”的对象“帛、素”，“食”的对象“肉、粟”，“耕”的对象“籍田”（《吕氏春秋·孟春纪》“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
再如，蒋绍愚（2021：6）说：
名词动用的【军】【城】【臣】【刃】原来是名词，在一定的句法条件下用作动词，表示动作，但用作什么动词，表示什么动作，有时是可以变的，如【军V】可以表示“驻扎”“包围”“进攻”，【门V】可以表示“攻”“守”“入”。
蒋先生接着又说：
不过，……名词动用和综合性动词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在一个词的语义构成中包含了两个语义构成要素。从这点来看，名词动用也是综合性的。
一方面，名词动用表示什么动作用作什么动词可以改变，另一方面，名词动用也是综合性的。这里有一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如果名词动用的确是综合性的，那么被综合的语义成分是什么？在哪里？我们认为，把动词表达的语义分为范畴性和区别性两类，就能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如名词动用的“军”，其范畴性语义是“执行的行为”，区别性语义是“驻扎”“包围”“进攻”等表达具体样态或方式的行为。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动词“军”的范畴性语义是显性综合，在词义结构中；而区别性语义是隐性语用型综合，不在词义结构中，是通过语境实现的。再如动词“门”，范畴性语义“执行的行为”包含在词义结构中，而区别性语义“攻”“守”“入”则在具体语境中实现。后来用分析性策略表达时，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泛义动词或轻动词专门表达“执行的行为”，所以该范畴性语义跟区别性语义合并，实现为具体的“驻扎”（军）、“攻”（门）等动词。
分出区别性语义和范畴性语义，对“从综合到分析”演变的研究也不无裨益。举例来说，“走路”的“路”“说话”的“话”，加上这样的宾语似乎是无意义的，是不传递什么新的信息的；它不像“洗头”“洗脸”“洗手”“洗脚”中的“头”“脸”“手”“脚”那样，有区别语义的作用。区分了区别性语义和范畴性语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汉语史上的“从综合到分析”有两类，一类是区别性语义的分析，一类是范畴性语义的分析。“犊→小牛”“沬→洗脸”中“小”“脸”等的分析性表达是区别性语义的分析化，而“行→走路”“言→说话”中“路”“话”的分析性表达是范畴性语义的分析化。汉语史上还有不少范畴性语义从综合到分析的演变，例如“忿→怀忿”“怒→发怒”“誓→发誓”“问→发问”（例见胡敕瑞 2005：10）等转变中，泛义动词“怀”“发”从隐含到呈现或从综合到分析（详论可参Huang 2015；冯胜利 2016）。本书第3章考察的“派遣”义“使”的变化，也涉及范畴性语义从综合到分析的演变。基于本书的再分类，我们就可以考察：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范畴性语义从综合到分析的变化？
总之，范畴性语义和区别性语义的演变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是一项重大课题，未来可期。
除显性（形态型、单词型）综合与隐性（结构型、语用型）综合外，还可分出聚合型综合与组合型综合。蒋绍愚（1989/2005：234）举的“从综合到分析”的第三种情况是，先秦汉语的一些名词既可以表实体，也可以表处所，形式上没有区别；后来这两个功能发生了分化，表处所的功能一般要求名词加上方位词才能实现。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投其璧于河”，《史记·晋世家》“乃投璧河中”。《左传》里的“河”既可以表实体，也可以直接表处所，但到《史记》里，表处所就要加上方位词说成“河中”。这种“从综合到分析”跟前两种情况不同，对应蒋绍愚（1989/2005：229）说的“在上古汉语中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后来……分成两个词来表达”。这类变化指的是从“一形多义”到“各形各义”的形义匹配的变化。换言之，多个功能最初都由同一个形式承担，后来每个功能分别找到了各自的形式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聚合层面的现象，可称之为“纵向聚合型（paradigmatic）综合”。前两种综合的现象可以称为“横向组合型（syntagmatic）综合”。这对概念的区分是重要的，该思路在姚振武（2016）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阐。
需要指出，以上的分类跟语法概念和词汇概念的划分相交叉，不矛盾。
■ 1.5 总结与讨论
本章内容首先梳理了分析性研究的源流及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历程与进展；然后，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辨析相关概念。归纳如下：
（1）隐性综合
结构型：三人（=三个人）
语用型：高其闬闳（=抬高）
（2）显性综合
形态型：印欧语、上古汉语形态
单词型：洗（=洗足）；盥（=洗手）；沐（=洗发）
（3）区别性语义：驹→